结论 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
海明威“毕生一直追求的写作风格，简单、简洁明了，但能反映现实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1]可以说，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是海明威身为作家的崇高使命。他思考生命的本质，使他的创作涉及到人类生存的诸多问题。“在 20 世纪初，以一种诚实可靠的手法尝试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伟大功劳就属于海明威。他出生在一个上帝将死的世界中，因此懂得为了不让自己绝望而想方设法寻找活着的理由，并建构一个对抗虚无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干净且明亮’，不仅让他本人生存下来而且在他之后还将挽救许许多多的人。”[2]海明威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就个人身份而言，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准则英雄”或者硬汉；就社会身份而言，他认同自己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员；从文化身份来看，他认同原始文明。他的身份认同也是随着自我成长进阶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从最初的个人主义走向人类生命共同体，最终又饮泣自我孤独的生命悲歌。而这些身份确立以及身份认同过程的复杂性源于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所谓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3]海明威的生命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生命尊严与准则英雄的身份认同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孤独体验与人类生命共同体之间，作品的现代性与原始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
一、生命的尊严与英雄身份认同的同一性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发现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经济的极大繁荣的同时，却走向了人类自身追求的反面，即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物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人类迷失在疾驰的丛林中。在海明威笔下,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荒诞的、无理性的氛围之中,充满了暴力、恐惧与绝望，仿佛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一切也都是无法诠释的。很多现代派作家都对此做过描述，《变形记》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被异化为甲虫，人被矮化为动物，人的尊严似乎都荡然无存。《秃头歌女》的夫妻俩相遇不相识，同床异梦，不是真的不认识，而是缺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本是夫妻，彼此却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等待戈多》的两个流浪汉并不知道戈多是何许人，也不知为何要等待戈多，却一直在等待。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荒诞戏剧。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海明威从自己的人生和参战的亲身体验中感悟到了世界以及人生的荒诞性和无意义性；但是他没有变成格里高尔·萨姆沙们。
18岁时海明威成为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亲身经历这场战争改变了海明威的世界观。一战期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我当然想回家去见见你们每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这么做。时间不会很长的，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最终不会颠簸着回去的。伤口不是问题,如果再次受伤也没有关系，我已经知道了受伤的含义。你会知道,原来自己能承受如此之多。受伤会给你一种相当满足的感觉，这不是一个被打败的好理由。这场战争中没有英雄，虽然我们把我们的身躯贡献出去了，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被选择。其实这些被选择的人不应该得到特殊的赞颂,他们尚是幸运罢了。”[4]从此，海明威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暴力的。正如《永别了，武器》亨利对还未出世的孩子说：“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把你送上场，告诉你规则，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就把你杀死。或者像对艾莫那样，无缘无故地把你杀死。或者像对里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但最后总要杀死你。这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会杀死你的。”[5]
暴力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海明威始终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暴力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暴力形式。战争、死亡等等属于有形的暴力形式，而有形的暴力所导致人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则属于无形的暴力形式。发展到后来，凡是对人造成的伤害的东西，在海明威看来，都可以看成是暴力 。”[6]如何在荒诞与暴力面前维护人类的尊严？在认识到暴力是世界荒诞以及无意义的表现后，海明威并没有对人类丧失信心，没有丧失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追求，更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而不可自拔。海明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通过笔下的“硬汉”以及自己的人生实践对抗暴力，奋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哲学以及身体力行诠释意义。“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海明威在弘扬一种人类的行动精神；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海明威贡献给人类的是一种悲剧美，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7]
美国学者艾德蒙·威尔逊和菲利普·扬将他笔下的硬汉概括为“准则英雄”，这也是海明威本人的写照。20世纪40年代威尔逊提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即使面对一战后的尴尬且残酷的生存境遇，男主人公也会通过守住“准则”( code) ，让人的尊严与光辉永流传。进入50 年代，菲利普·扬在威尔逊提出的“准则”的基础上，将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概括为“准则英雄”(code hero) 。“事实上,海明威塑造的人物既没有酒鬼也没有沉溺享乐的人,反而都是些斯多葛主义者。他们挨打时毫无怨言,就像拳击手一般,眼看着命运冲来却毫不退让。他们知道自己早已被判死刑,没有什么能挽救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仍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好像尽头的黑暗不存在一样。这正是海明威所指出的需要‘在这条路上保持良好的气色’，也正是罗伯培·乔登所做的,虽然他不信上帝也不信恶魔,但他深知生命的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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